门楼牌坊-古典建筑艺术与传统道德文化载体

门楼牌坊-古典建筑艺术与传统道德文化载体

世上一切建筑,像人一样,都是分等级的,那些长存于世的建筑,其功能往往都是非实用性的,与生活无关,却与思想价值、人文精神、道德教化紧密关联。比如长城,最早是中原王朝统治者抵御北方强悍游牧民族骚扰而修筑,是大型的军事防御工程,后来历史证明它并没有发挥如其修筑者所预想的功效,长城今天受人瞩目,是因为成了中华民族勤劳勇敢、爱好和平的象征;比如各地修筑的英雄纪念碑,也都是出于对广大英雄英勇顽强、忠贞坚定、报国保国精神的肯定和赞美。

在人类生存的这片土地上,拆房扒屋、弃废破旧时刻在上演,大兴土木、兴建工程随处可见。还有一些建筑,它们历经千百载而依旧屹立不倒,究其根源,倒不是由于材质坚硬耐蚀,或内部结构的牢固科学,而在于他们所承载起的,乃是人类文明的标识和印记。这些建筑,尤其是一旦与道德发生关联,就可以长存不倒,还能受到人的尊敬、膜拜、景仰。

牌坊,这种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独特形式,正好可以印证“无用即大用”那句话,它们远离人们日常的柴米油盐酱醋茶,却多能获得长久屹立资格,这主要应归因于牌坊的独特品质和内涵。

牌坊的来历

关于牌坊,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在《中国建筑史》上写道:“牌坊为明、清两代特有之装饰建筑,盖自汉代之阙,六朝之际,唐宋之乌头门棂星门演变形成者也。”梁先生在专著中把牌坊当作“装饰建筑”,是针对牌坊与生活实用性之间的距离来说的。但这并不代表牌坊没有用,更不代表牌坊的价值会降低。在人类活动范围中,除了生存和生活,更重要的乃是精神大厦的建构和道德基础的夯实。后一项工作,多靠一些“装饰”性的实物去落地实现。

据相关资料记载,牌坊的前身叫“衡门”,即由两根柱子加一根横梁所构成的简单建筑。《诗经》中有“衡门之下,可以栖迟”的语句,这说明最晚在春秋时代就出现了衡门。还有资料如梁思成先生所说,牌坊源自棂星门。棂星是古人祭天时的重要祭拜对象,这一星座“主得士之庆”,预示着人才济济、丰收好运、国运昌隆等。后来在各地孔庙中逐渐出现棂星门,又演化为以棂星门为原型,更加富丽堂皇、更加威武肃穆的各种牌坊。

说白了,牌坊是一种门,并且是华丽之门、神圣之门、文明之门,但它并不像其他的门,要依附于某一建筑物,作为建筑物的一部分存在,而是往往单独出现,孤单而自信地矗立于平地之上。

崇伦理,贵气节

牌坊就性质来说,是儒家的。儒家思想所倡导的基本伦理,通过牌坊的弘扬与宣教,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。道德是用来实践的,前提是道德必须深入人心,为人广泛认可。因此,借助道德先行者或楷模去感染去影响更多人,便是在传统农耕文明时代一项重要的“弘法”手段。中国现存古牌坊,大多有着道德宣教的功能,它们以家族或个人历史记载形式的定位出现,将儒家的忠孝、贞节、慈爱等观念传递出来。

安徽棠樾牌坊群就是典型的歌功颂德的载体。棠樾牌坊群建于明清时代,由七座石牌坊组成,都是为称颂鲍氏家族成员的功德而建立。按照修建的先后顺序,分别是慈孝里坊、鲍灿坊、鲍象贤坊、鲍文龄妻坊、鲍文渊妻坊、鲍逢昌坊、乐善好施坊。

慈孝里坊建于明初,是为表彰鲍宗岩、鲍寿孙父子二人而建立。宋末元初,徽州府守将李世达叛变,扬言要杀掉鲍宗岩、鲍寿孙父子其中一人,他们二人争着要死,如此场景打动了李世达,鲍氏父子幸得释放。后来明成祖下旨对此“父慈子孝”予以表彰,并命令建立牌坊以“留取声名照古今”。鲍灿坊、鲍象贤坊都建于明后期,前者用以表彰鲍灿一生孝敬慈母,后者用以表彰鲍象贤忠于朝廷,治事有方。鲍文龄妻坊和鲍文渊妻坊建于乾隆年间,都是讴歌鲍家媳妇丧夫守节、忠贞一生的高尚节操。鲍逢昌坊建于嘉庆年间,建立目的在于歌颂鲍逢昌的孝行。乐善好施坊也建立于嘉庆年间,是对因官至富的鲍志道、鲍淑芳父子富而好义、乐善好施之为的肯定和赞美。

与棠樾牌坊群性质相类似的,还有四川的隆昌古牌坊群。据《隆昌县志》记载,隆昌县原有古牌坊近70座,现存不到20座。隆昌县还被誉为“中国石牌坊之乡”。这些牌坊,相当一部分是为颂扬隆昌地方官的政绩而立,属于德政坊。这些坊主有牛树梅、刘光第、李吉寿、肃庆、觉罗国欢,他们都曾担任隆昌知县,且治理有方,口碑甚佳。

除此之外,还有一些百寿坊的营建,即为那些长命百岁的老者所修建的牌坊,如山东滕州韩楼百寿坊、安徽泾县九峰村百岁坊等。古人讲“人活七十古来稀”,年岁过百,子女都已到了“古来稀”的年岁,物以稀为贵,人以寿称尊。儒家讲“仁者寿”,就是说,长寿之人不仅仅在于身体方面的修为,更在于道德涵养的功力深厚,我们的祖先更愿意相信是积德行善使得人寿延长,终成人瑞。所以百寿坊其实也是对传统儒家伦理道德的一种肯定。

重原则,讲规矩

牌坊名字值得推敲,名曰“牌”,有标识标志之意;名曰“坊”,大概与古代坊市制度有关。“坊”,即“里”,即百姓生活居住区;“市”,即商业贸易区。大概牌坊就是于坊与市的分界线上出现的界标。许多建筑实体或整体区域,在其入口处,都设置牌坊,大概就是告知来者,过了此门,就正式进入某一特定区域了。所以说,牌坊本身含有一种严肃、正式的意味,还可以延伸为重原则、讲规矩之意。“不以规矩,不成方圆”,牌坊就是一种规矩,就是一种礼仪的象征。

曲阜孔庙由正门开始,有多道牌坊,分别是金声玉振坊、棂星门、太和元气坊、至圣坊。“金声玉振”源自孟子对孔子的评价:“孔子之谓集大成,集大成也者,金声而玉振之也。”在春秋战国时代,一曲完整的交响乐,以击钟为始,即“金声”,以击磬为终,即“玉振”。寓指孔子思想会陪伴人的一生。“太和元气”为宋代理学家程颢对孔子思想的赞誉,他认为孔子思想犹如构成天地万物的原始物质一样贵重。“至圣”源自孔子封号,意思是最伟大的圣人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这样说孔子:“自天子王侯,中国言六艺者,折中于夫子,可谓至圣矣!”之后自宋真宗起,历代帝王多以“至圣”为孔子封号。

曲阜孔庙拥有这么多的牌坊,人们必须穿过它们,方可到达祭祀孔子的最重要场所——大成殿。这其实是帮助人逐渐生起虔敬之心,每过一道关卡,灵魂就会受到一次涤荡,心灵就会受到一次震撼,当来客走到大成殿门口之时,剩下的便只有恭恭敬敬、规规矩矩、认认真真的叩首膜拜之心了。

孔子有“文圣”之誉,关羽有“武圣”之尊。山西运城解州建有豪华气派的关帝庙,用以祭祀关羽。解州关帝庙中也有许多牌坊,规模最大的当属万代瞻仰牌坊。细观这座牌坊,其威武之式、正义之气、雄壮之风,把关羽的忠义神勇展示得一览无余。

万代瞻仰坊上还镌刻有“万代瞻仰”、“正气常在”,令人肃然生敬。关羽忠勇形象经过历代帝王的宣扬与神话,已然成为为将为官的标杆和榜样,关羽就是官德的原则化身,就是将魂的最高代表。

杭州西泠印社坐落于杭州西湖景区孤山南麓,以“保存金石,研究印学,兼及书画”为宗旨,被广大士人文人誉为“天下第一名社”。西泠印社前后山都树有一块牌坊。与大部分牌坊不同,西泠印社牌坊从形制上破简单,就如衡门一般,有种返璞归真、大道至简的独特审美感受。难怪后山石坊上题刻楹联曰:“以文会友,与古为徒。”

国学泰斗饶宗颐先生是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长。自首任社长吴昌硕开始,西泠印社每位社长都如前后山牌坊一般,高雅脱俗,大道至简。尤其是在社长的选择上,更体现出这个文化团体的原则性与坚定性:社长选择始终坚持“宁缺毋滥”,如果没有遇到合适的人选,或时机不成熟,宁愿虚位空缺,也不会滥竽充数。回顾西泠印社的历史,社长空缺实属正常,饶先生之前,社长空缺时间累计达六十年之久。

有风度,显仪姿

在《论语·季氏》中,孔子说:“有国有家者,不患寡而患不均,不患贫而患不安。盖均无贫,和无寡,安无倾。”儒家倡导中庸思想,在做人处世上持奉“执两用中”的原则,还主张均贫富、平衡稳定。具体到牌坊,几乎所有的牌坊设计,都符合中正有序、均匀对等、和谐稳定的原则。

我们古代的能工巧匠们,不仅在“术”的层面上给我们呈现出了视觉冲击力极强的奇伟建筑,还在默默地向我们传递着往圣先贤的大智大慧。在儒家道德观支持下,牌坊个个显得风度翩翩,姿仪奇伟,一身正气,乃正能量的优秀载体。

北京国子监始建于元朝大德十年(1306年),是元明清三代国家管理教育的最高行政机关和国家最高学府。国子监内有一座以朱红为主色的大型琉璃牌坊,据说它也是全国唯一一座为教育而设立的牌坊。这座牌坊修建于乾隆年间,是封建王朝崇文兴教的重要象征。牌坊两面分别是御笔“圜桥教泽”和“学海节观”,阳面强调“教育”,阴面强调“学习”,教学相长,合而为一。

国子监牌坊雄厚敦实,华美高贵,沉毅贵德,一派大国气象。它犹如雍容华贵的师者,向天下士子讲述着礼义廉耻、孝悌忠信;它犹如意气风发的将军,捍卫者千年文脉,守护者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;它还犹如才高位尊的史官,记载着泱泱中华的千秋气节、万古精神。

山西皇城相府坐落于山西阳城县,是清朝康熙朝重臣陈廷敬的出生地,因形似皇宫而为宰辅故里,故名。皇城相府最为气派、史料价值最大的建筑,当属大牌坊。该牌坊为四柱层级式结构,雕刻精美,图案鲜活丰富,记载着陈廷敬上下五代的主要官职。牌坊当心间最大区域内,可有“冢宰总宪”四个大字。“冢宰”在古时专门指宰相一级的高官,陈廷敬官至大学士,位居宰辅行列,所以称“冢宰”;陈廷敬还曾担任督察院左都御史,为国家高级司法官员,所以称“总宪”。

皇城相府大牌坊挺拔厚实、凝神聚气,是传统中国仕宦家族荣耀史的缩影。大牌坊犹如陈廷敬一般辅政有方、才华横溢、众口皆碑的盛世清官廉吏,与同僚一道,将帝国大厦牢牢撑起。

牌坊的未来

牌坊是义士,是卫道者,是见证人。在传统中国,道德教化是每个时代的主题和宗旨,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。在古代那种生产力,尤其是传媒技术并不发达的情况下,我们的祖先只能依靠牌坊、功德碑、墓志铭等实体形式将值得颂扬的那些人那些事记载下来并传之后世。

牌坊,历经风雪霜,承载着人文标准、道德追求和伦理规范。时至今天,这些道德载体、文明载体为我们揭开了一段又一段的千古往事,呈现了一幕又一幕的可歌可泣场景。

我们说,我们要做先祖德行的继承人和事业的践行者,但在今天,设立牌坊一事,最好还是谨慎为之。现代信息科技水平下,传播方式多元化,设立牌坊成本偏高,或许并非最优选择。从设立对象上看,个人牌坊、家族牌坊最好不立或慎立,不然极有可能变为金钱支持下的极端个体行为,而去道德功效远矣。但若把设立牌坊当做国家群体行为或民间自发行为,则未尝不可。这或许离传统时代牌坊的设立初衷相对较近,容易为国民所普遍接受认可。

总而言之,对于作为历史记载的古牌坊,流传至今已属宝贵文物,理当珍惜。后世设立牌坊,当从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、行为宗旨与舆论导向、艺术性与文化性等诸多方面谨慎权衡,然后再做决定。这是我们对先人的尊重,也是对后世的责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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